考虑到未来11年间我国仍将处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高潮中，到2020年时，依地区不同，城镇常住人口中这类家庭所占比重仍将保持在4%-8%左右。

其次，与货币政策下海量流动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较，财政政策作用实际上非常次要。后来，他发现一些无效经济制度在各个国家甚至欧洲内部都屡见不鲜，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利益考量，因此，他从早期单纯研究经济制度安排转向研究经济制度背后的政治动因，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专门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这背后的推手，除了屡次成为地王的国企，还有就是卖地收入远超财政一半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在局部与短期利益驱动下，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与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累积，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但他紧接着却悲叹道，在现阶段，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还无人知晓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实体。也才能真正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普通百姓日益增加的消费预期之上。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切实将政府管理经济社会行为纳入依法运转的轨道。

也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将职能重心放在直接抓经济建设，造成了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在09年预期12万亿消费支出中，居民购房一项竟然高达6万亿。站在宏观角度来看，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非常困难，实在不容乐观。

主持人：与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税收已经相当重了。这还不算税外的各种费。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2006年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客座研究员。为了保财政收入而加重企业税收负担，岂非南辕北辙之举？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拉弗曲线，是说当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

现在看来，不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不行，财税体制不改革不行，政府的预算体制必须改革，要把改革税法和政府财政预算收支体制作为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税收不是个好东西主持人：也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还处于世界大危机的困难时期，为了应对危机，为了未来几年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的强劲增长，所以要减税。

结果就把地价给推上去了，各方都出现了所谓的地王。主持人：可是在我们这里，政府征资源税，征燃油税，提高和降低税率，都是财政部和国税局自己的事。主持人：今年10月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政府还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是居民全部资产的3倍多，我们这个政府是多强大啊。

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在总结建国60周年经验问题时，在当代中国面临选择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口，我们必须认识到，构建一个法治下文明社会秩序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对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造成多大影响？第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前三季度我国的工业用电量一直是负的，仅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下降5.9%。这叫公共财政么？另外，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做过研究，从乾隆30年（1766年）一直到光绪年间，整个清代政府税收，平均每个国民负担不超过10斤米。

收税的时候不用告诉民众，不经民众及其选出的代表同意，花到哪儿去民众也管不着，这咋行？这要出问题的呀。外销对日本经济确实有过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力，而是在景气衰退时，是帮助景气加速回升的助力。

因为现在最好的宏观政策是莫过于为企业减（税）负，让企业活过来，运转起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一直到2008年，这14年间几乎每年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双倍于GDP增长。

至于说中国带头走出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了，如果说不是太天真，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恶，尽管不可能被尽除，从福利经济学原理上来看，就应该尽量减少。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同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25%，美国为75%。更为奇怪是，2000年以来，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有好几年都超额完成预算目标的200%以上。这是中国财政学界的共识。

主持人：在过去２０多年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共同持续增长，自而给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一种错觉：经济增长中的商业周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所有经济周期理论也似乎全都过时了。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中国中小企业是处于停产状态。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这样险恶，中国企业目前这样困难，政府还在增税，而征了的税收又花不掉，还在增税干嘛？。

主持人：今年1到9月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1.3%，但是8月份税收比去年同期增加36.5%，9月份竟然又增加33%，单消费一项8月份增加75%。今年四月份，克鲁格曼到上海，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至少要10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乖张的现象呢？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作怪：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多越好。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自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到１８４２年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关注？2008年11月份，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博客文章：减税富民：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韦森：我可不这样乐观。

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么厉害，中国企业又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税收却急剧增长，这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解。甚至到9月份，政府前三季度的累计财政收入是51519亿元，而同一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是45203亿元，财政盈余竟然扩大到6316亿元。

但是，离开赋税，国家机器将不能运转，政府也无法向社会提供任何单个人所无法提供一些必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均所必要的恶。2008年他写了一本新书：《繁荣的终结：高税收如何毁灭经济——如果我们任其发展下去》，在这本书中，拉弗批评美国税收太高了，说应该减税，以恢复经济增长。

在近些年中国政府屡屡推出新税种并不断提高既有税种税率从而导致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不断超高速增长的时候，读读斯密早在1755年就发出的这黄钟大吕般的警示，也许不无教益。主持人：转变什么？韦森：转变我们对税收本质的认识。

远没有结束，可以是说遥遥无期。最近有财政学者计算，在2008年，我国政府行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为42.99%左右。韦森：全球金融风暴发生提醒人们，过去的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过时。主持人：税收不是个好东西？这个观念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政府增加税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此您怎么看？韦森：我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是蛮惊讶的。

第二，从宏观经济学上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既是我们对于过去财政改革与发展历程的基本概括，也是我们对于公共财政实质意义的基本理解。

在税收负担和支出投向安排上，要一视同仁、无差别地对待所有的企业和居民。搞市场经济了，财政支出要以公共事业领域为主要投向，因而要逐步减少对生产建设领域的支出。